海南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北大情事》（朱家雄主编），收录了北大青年的真实爱情故事47篇。数十位新老北大人敞开心胸，娓娓道来，不掩饰、不避讳、坦率、真诚、大胆地把各自人生道路上所经历的一段段铭心刻骨的情爱往事公之于众。北大人源自“五四”传统的热烈奔放的血质，在该书中作了一次集中的精彩的绽放。下文是从中摘录的一篇，本文作者周彦文。
张竞生在北大的6年，即1921年至1926年，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
他在逻辑学、民俗学、人口学、哲学等多种学科的建树大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坐能坐得住，跑能跑得开，或著书立说，或演讲社交，一时间，张竞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一位出尽风头的人物。
那时的北大，蔡元培任校长，思想自由，学术空气十分活跃；百花竞放，各种学派异彩纷呈。张竞生的成名得益于这样的氛围和土壤。张竞生在北大任教的主要课程有：行为论、逻辑学、风俗学、相对论、孔德学说、社会主义、行为论史、逻辑学史等，并在中法大学、北京孔德学校讲授实验哲学和孔德学说，还经常应邀到“女高师”做演讲。
1922年3月，北大校园绽放出一朵奇异的情爱花絮，即张竞生的留法同学、北大生物系主任谭熙鸿教授在丧妻后没出一个月和其小姨子陈淑君（当时为北大学生）结婚。陈淑君在广东的恋人沈原培闻讯后心如刀割，立即赶赴北大，逢人便痛斥谭熙鸿枉为人师，陈淑君水性杨花。沈原培又利用报纸大造舆论，北大校园沸沸扬扬，人们对谭陈的婚姻抱指责的态度。张竞生自有一套看法，他和谭熙鸿平素因性格不合，来往极少，但在这件事情上，他支持谭熙鸿和陈淑君。他认为长期被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人，包括这所名牌大学的一些教授不懂爱情为何物。于是，他取过案头的稿纸，写下一个文绉绉的题目：《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
1923年4月29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张竞生的这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著名的“爱情四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以此四项衡量，则谭陈的婚恋是无可指责的。张竞生没有料到，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竟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爱情观大讨论的导火线。仅两个月中，就有包括梁启超、鲁迅、许广平等人在内的60多位读者撰文参加讨论，但大部分人不赞成张竞生的观点。有的讨论文章中调侃地问张竞生：“既然张先生这么懂爱情，那么你的爱情肯定美满无疑了，可否撰文披露以供我们分享？”事实上，张竞生并没有爱情。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包办给他娶了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现在仍然远在老家广东饶平。张竞生和她举行婚礼后，就到北京读书和去法国留学，两人根本谈不上爱情。
1个多月来，张竞生密切注视着《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这天他看报纸，突然眼睛一亮，看到楚崇石女士的一篇文章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并愿引他为同志，共同向封建婚姻讨伐。张竞生当即向她复信，对她的支持表示感谢。楚女士也很快回信，说她从小喜欢革命，在十几岁时，曾与上海的革命党人有来往。
楚女士很快又回了第三封信，更加表示对张竞生的崇拜。信末谈到，她愿和张竞生过情人生活。读到此，张竞生不禁心跳耳热，暗想，自己莫非遇上蔡文姬、班昭、红拂转世？
第四封信，楚女士热情邀请张竞生去山西太原她教书的地方，然后去共赏云岗石窟和晋祠等名胜古迹。张竞生极喜旅游，恨不能立即插翅飞到太原，可是，一想到他眼下正全力以赴地撰写和讲授《美的人生观》，就只好放弃了太原之行。由于他急于见到楚女士，便写信邀请她到北平，并寄上自己一张照片。很快，楚女士也寄来自己的玉照。张竞生一看，是一副鉴湖女侠秋瑾的打扮。
1923年夏的一天，楚女士出现在北平火车站。迎接她的张竞生见她面容冷峻，腰挂一柄长剑，心里说不出是何种滋味。很快张竞生把楚女士送到中央饭店，张竞生在这里预先为她订了一个房间。为了告诫自己，张竞生在接站前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塞了一张“勿肉交”的纸条。待进入房间后，楚女士那边眉飞色舞，暗送秋波，但张竞生一摸自己口袋中的纸条，仍然不为所动。
第二天，张竞生因写《美的人生观》的讲义来得很晚，楚女士果然已经等得急了。张竞生正要道歉，楚女士将一团很旧的棉花塞给张竞生，也不说用途，经过再三询问，张竞生才知道这是用来避孕的。
当时，张竞生在北大已有节育大师的声誉。原来，他在1920年留法归国后，向广东省长陈炯明送过一份节育优生的建议书，但被陈骂他是“神经病”。几年来，张竞生初衷不改，经常在报刊发文宣传自己的主张。可是，节育大师张竞生却不知中国的年轻女子在用又脏又旧的棉花球在避孕。
张竞生从1912年至1920年在法国留学，正赶上西方性解放的浪潮，巴黎盛行猎艳的风俗，张竞生有过不少艳遇，而楚女士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情人。相比之下，他感到中西的差别太大了。楚女士是一位小学教师，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却没有一点讲卫生的习惯，说起话来态度蛮横，让人感觉不到一点女子的温情。那一年暑假，张竞生计划到内蒙古做一次旅行，而《晨报副刊》上关于爱情问题的讨论尚未结束，使他不能成行。他找到孙伏园，请他快点结束这场讨论。孙伏园让他就读者提出的问题做一次总答复，也算是对这场讨论的总结。于是，张竞生写了万余字的长文，分两次在《晨报副刊》上刊出。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观的大讨论便宣告结束了。张竞生本打算结束后到内蒙古，顺便送楚女士回太原，可是，楚女士因为和他吵了几次架，便不辞而别，先期而去了。
张竞生独自来到草原和沙漠。大自然辽阔雄浑的气势，让他一时忘记了恋爱失败的烦恼。
张竞生结束了内蒙古的旅游，回到北大，他没有想到，北大早有一个女学生在日夜盼望他的归来。
她是哲学系的朱嘉霞。她家里很有钱，父母赶时髦，把她送入北大读书，他们的目的只是荣耀门庭，万万没有想到，四年的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位新潮的女子，将反叛旧式的婚姻和家庭。当他们稍有觉察时，立即按传统的做法，将她嫁给一位年轻小官僚，实际上是把她送入旧式婚姻的牢笼中做一名囚徒。
朱嘉霞与丈夫毫无感情而言，性格和志趣也格格不入。20年代的北大新潮激荡，充满了反叛精神，而作为小官僚的丈夫却是竭力稳定和维护现存的政权。小夫妻之间不仅陌生如路人，简直如政敌一般。她的眼前经常浮现出张竞生讲课和演讲时的潇洒风度。那神采飞扬的举止，抑扬顿挫的话语，新颖独特、石破天惊的观点，让她豁然开朗，心潮难平。她对他发生了共鸣，心灵已经融为一体。几年来，这位30岁刚出头的教授虽然未曾和她坐下来谈过一句话，却成了她时刻眷恋着的青春偶像，让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张竞生旅游一回来，就接到朱嘉霞的电话，说要向他请教学问，约他在黄昏后到北大红楼校园内会面。说实话，张竞生平时并未注意到这位女学生，但他答应了。
朱嘉霞迈着轻盈的步子在一棵大树下见到了张竞生。寒暄一番，说她来请教爱情问题，对此张竞生也不奇怪，在那场关于爱情问题的大讨论中，他已被称为这方面的专家。张竞生非常热情地向她分析爱情的哲理，但朱嘉霞似乎并不以此为满足，快言快语地问：“张博士，中国何时才能废除包办封建婚姻？何时才能实现男女平等？妇女何时才能获解放？”
张竞生不顾旅途归来的劳累，继续回答她的问题。朱嘉霞听得非常虔诚。
翌日，朱嘉霞趁丈夫不在，又打电话约张竞生见面，张竞生同意了。他们又先后来到昨天那棵柳树下。
“我今天是来向老师请教爱情的比较问题的。”朱嘉霞说，“虽然老师讲爱情是可比较的，可是，那些结了婚的人呢？还可以比较吗？”
“我寓所里有刚从法国寄来的这方面的论文，你可拿去看看。西方先进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值得研究。”
北平的十月已经寒冷，张竞生见她没说什么，似乎身体有些微微发抖，他提议到他寓所谈，一来避寒，二来可取走那份法国寄来的论文。
在张竞生寓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也并不复杂。当张竞生取出论文向她讲解时，她心猿意马，并不专心，原因是张竞生呼出的气息让她迷醉。张竞生问她身体是否不舒服，她恍惚茫然，张竞生用手摸她的额头，她浑身颤抖，后来就倒在张竞生的怀抱。犹如干柴遇到烈火，此后他们便在北大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有情调，有风韵，而且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爱情剧。
纸里包不住火，张、朱的恋情很快被朱的丈夫发觉，在北大校园大吵大闹。张朱都勇敢顽强地抵挡着舆论的指责。朱提出张必须先离婚。张就千里迢迢赶回广东饶平老家和结发妻子马八妹办了离婚手续。当时，马八妹还听不懂离婚是什么意思，张竞生改说“休妻”，她才明白过来，再没说一句话。马八妹没有文化，和张是包办婚姻，但她受不住被“休”的打击，没几天便上吊自尽。
朱嘉霞有文化，在张竞生后来的学术研究中起过协助作用。据说《性史》的第一篇，便是她的手笔。但是，朱也不是省油的灯盏，她后来三次重新回到前夫的怀抱，三次和张竞生决裂，朱的丈夫也很绝，他为了把妻子争取过去，专门抽出时间，认真仔细研究张竞生的著作，用张的理论来对付自己的妻子，终于使她回心转意，破镜重圆。这说明理论虽然离实践很远，但也并非毫无用处。当张竞生第二次从法国归来后，朱嘉霞就再没有理张竞生。许多年，张竞生都过着独身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张竞生经人介绍，结识了中山大学的女学生黄冠兰，两人一见钟情，结为伉俪，以后便双双回到广东饶平县张竞生的老家，过着乡间生活。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后，张竞生被带到广州参加社会主义学院的改造学习，一时与黄冠兰断了音信。黄冠兰误信谣言，以为张竞主被杀，痛不欲生，上吊自尽了。从此张竞生再无婚娶，终年82岁。
纵观张竞生的一生，他的情爱、家庭生活并不美满，尤其在北大这段恋情，更让人感到有些狼狈不堪。但也正是在北大期间，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爱情观公开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角，他在北大的一部讲义《美的人生观》，就一个人如何度过高质量的一生，包括情爱和性生活的方面，做了精彩生动的阐述，不仅得到周作人等学者的高度评价，而且吸引了无数的青年，使一部讲义居然成为畅销书。接下来他编撰的《性史》轰动全国，人们称他为“性博士”和“情爱专家”。这中间有着多么深刻的矛盾啊。但细想起来，也不是不可思议，正像一个本身有疾病的名医，也可以给患者治病一样，张竞生个人情爱生活的不幸，并不影响他对病态的旧中国从理论上批判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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